圖、文／CTWANT
根據美國非營利進步消費者權益倡導組織和智庫「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企業投入政治活動的金額正在大幅攀升。在截至6月的18個月期間，企業向期中選舉有關的美國政治競選活動捐款，創下6.46億美元的紀錄，比2024年總統大選整個競選週期的企業支出總額高出40%。
據《路透社》報導，推動這波支出激增的企業包括製造業企業集團「科氏工業集團」（Koch Inc.），以及線上體育博彩公司等新進玩家。這些博彩企業為11月3日舉行的期中選舉投入約7,600萬美元，支持民主、共和兩黨的候選人。大型菸草企業與大麻公司也投入了大量資金，但這些錢主要流向共和黨候選人。
「公共公民」是由美國律師及政治人物納德（Ralph Nader）於1971年創立的消費者倡議組織，長期反對企業資金介入選舉。該組織分析「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FEC）的申報資料，並以人工方式篩選企業實體捐款，同時剔除企業高階主管及其關聯公司重複計算的捐款。
上述總額並未包括捐給所謂「黑金團體」（dark money groups）的款項。這些團體同樣會資助選舉活動，但不必公開捐款者身分，也不必揭露在州級選舉中的總支出。隨著2026年競選活動進入最後2個月、民主黨與共和黨爭奪美國眾議院與參議院控制權的競爭也逐漸升溫，這類捐款很可能還會進一步增加。
「企業資金大量湧入選舉的速度，應該被視為警訊。」公共公民研究主任克雷普爾（Rick Claypool）表示，「身為1個正常運作的民主制度，我們必須設法控制這種情況。」
自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競選活動的捐款與支出限制後，企業政治支出便迅速飆升。當時最高法院允許企業與個人向獨立政治團體提供不受限制的巨額資金。自此之後，企業向美國選舉投入的資金已達17億美元，其中約1/3是在本次選舉週期投入的。
包括「公共公民」在內的競選財務監督組織認為，企業支出讓具有特定利益的團體得以對政治施加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不過，一些主張「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權利的倡議人士則表示，這種支出是保障民主社會言論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的一環。
「這是充分擁抱言論自由制度的一部分。」倡導言論自由的華府非營利組織「言論自由研究所」（Institute for Free Speech）副總裁加勒特（Tom Garrett）表示，「所有美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也都有權在最大程度上行使自己的政治言論權。」
目前統計到的數字還只是冰山一角。「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資料不包括州級與地方選舉的支出，因此並未涵蓋Instagram所有者「Meta」為州級選舉預留的6,500萬美元。州級競選財務申報資料與「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的申報資料均顯示了這筆資金。此外，部分政治支出根本沒有受到追蹤。
許多企業也愈來愈頻繁地透過所謂「黑金團體」進行政治捐款。這些非營利組織之所以被稱為「黑金團體」，是因為它們不必完整揭露捐款者身分，也不必完整說明資金的使用方式。
「Claude」人工智慧助理的開發商「Anthropic」據悉已向其中1個名為「Public First Action」的團體捐款4,000萬美元。根據該組織1名發言人的說法，Public First Action是1家非營利組織，已籌集1億美元，準備投入2026年期中選舉。
Anthropic沒有回應置評要求。該公司過去曾表示，其捐款可以用於教育相關議題，但不會直接用於特定選區或特定選舉。Public First Action的1名發言人表示，該組織的資金來自1個廣泛的捐款者聯盟，但拒絕透露其他捐款者的身分。
該發言人稱，Public First Action的成立目的，是教育大眾，並「放大要求國會」通過相關法律的呼聲，以便在人工智慧帶來新風險之際，推動保護消費者的法律。
企業捐款統計也沒有納入更多由這些企業高階主管直接支出的政治資金，其中包括「SpaceX」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截至目前已為聯邦選舉投入的逾9,000萬美元。
同樣未被納入的，還有「Google」共同創辦人布林（Sergey Brin）已投入超過1.06億美元的資金。根據聯邦與州級申報資料，布林的這筆支出主要用於反對加州1項擬議中的財富稅，以及處理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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